文/武盛春 赵腾宇

20世纪20—30年代，随着近代科学思想和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史的认识，同时刺激了学术界对中国上古文明史的探索。

自1928年开始，随着殷墟遗址和甲骨文的发现，大量出土文物证实商代真实存在，商代历史得到深入、系统的研究，商代之前的夏代历史也由此得到有益的探索。

从田野里走出的“考古寻夏第一人”

1959年春，徐旭生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推断夏人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豫西、晋南地区。徐旭生向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提出着手探索夏文化的建议，夏文化探索的课题随之确立。

这一年春夏之交，在河南嵩山山麓和伊洛平原的田野里，当地居民经常能看到一位衣着朴素、须发花白的老人带领着几个年轻人，似乎在探寻什么。这位老人就是71岁高龄的徐旭生，他亲自带队前往豫西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他们所要寻找的目标就是中国第一王朝的都城“夏墟”，从此考古队开启了寻夏之旅。

几个月的时间，徐旭生和助手几乎踏遍了登封、禹县的每一寸土地，但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于是他们准备返回洛阳的工作站。途经偃师时，徐旭生在二里头村驻足歇脚，听村民讲自己的麦田里有很多瓦罐陶片，很难耕种。出于职业敏感，他便和村民攀谈起来。一个村民以为徐旭生丢了东西，就上前询问。徐旭生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几千年前的一座城。”接着他询问那些陶片在什么地方。村民带他来到村东的一片田野，眼前的场景令徐旭生兴奋不已—在田间地头散落着大量的陶罐、陶片等古代遗物，震惊中外的二里头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徐旭生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都呢？在当时还没有大规模发掘的情况下，不好妄下结论。回京后，徐旭生根据遗址规模和包含物特征，初步推断二里头遗址为商代亳都，并把这一论断写入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虽然徐旭生并没有认定二里头遗址为夏墟，但他的田野考古为夏文化探源拉开了序幕。作为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功不可没，被称为“考古寻夏第一人”，他的名字也和二里头紧密联系在一起。徐旭生之后，随着对二里头遗址的深入发掘和其他地区夏商遗址的不断发现，二里头遗址的性质离真正的答案越来越近。

三代考古人，刷新“中国之最”

从1959年至今，二里头遗址考古历经六十余年，三代考古人努力探索、不懈追求，把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一次次的发现刷新了“中国之最”，最终确定王都位置，发现“最早的中国”。

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后，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重视。时任洛阳考古队队长的赵芝荃看了徐旭生带回的标本，又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复查，认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丰富，内容新颖，保存完好，极具考古研究价值。他回到洛阳后马上写报告申请发掘二里头遗址，并很快得到批准。因为徐旭生年事已高，31岁的赵芝荃被任命主持发掘工作，成为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首任队长。1959年秋，赵芝荃带领队员奔赴二里头，掘开了二里头遗址第一铲土。

1959年至1979年，二十年时间，赵芝荃带领队员克服种种困难，一铲一锹地逐步揭开了二里头遗址的神秘面纱，二里头村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赵芝荃带队陆续发现了1号、2号宫殿基址，清理了不同等级的墓葬，发掘出土了铜爵、镶嵌绿松石圆形器、七孔玉刀、玉柄形器等重要器物，确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进而确定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分期。根据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年代约自公元前1900年至前1600年，符合夏朝的时代特征。1977年，夏鼐对“夏文化”概念予以界定，首提“二里头文化”的命名，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认可。

1980年，郑光接替赵芝荃成为第二任队长，二里头遗址进入抢救性发掘阶段。郑光曾写下一副对联“朝天蜀圭植洛璧，镇中磐石定乾坤”，并刻在考古队院子里的石头上，以此来表达扎根洛阳的考古决心。20世纪80—90年代，史学界围绕二里头文化性质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讨论。不管外界争论如何激烈，郑光和队员们始终平静地坚守在考古一线，运用简陋的考古工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钻探、发掘、拍照、绘图等工作。对于他们来说，用文物说话是对二里头文化最好的诠释。

考古队进一步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重点发掘了以铸铜作坊为代表的遗址，发现了大量陶器、玉器、青铜器，以实物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文明阶段。1996年5月，国家启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门设置了“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课题，并下设“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专题，将二里头文化研究推向了更深层次。

1999年至2019年，是二里头考古取得丰硕成果的二十年。考古队在第三任队长许宏的带领下，调整工作方向，将发掘研究重点放在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上。以道路为突破口，发现了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进而确定了宫城的位置和城市区划。考古队采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新兴技术手段，对二里头进行深入探索，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一系列“中国之最”被发现，一座功能齐全、内涵丰富的大型都城在中华文明的曙光中愈加清晰。大量的考古证据证明，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遗址。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被许宏称为“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为夏中晚期文化逐渐为大多数专家所认同，形成共识。

保护与展示，让世界认知“中国”

经过漫长的历史时代和地质演变，二里头遗存受到后期的二里岗文化和东汉先民的严重破坏；遗址北部的洛河经常改道，洪水泛滥成为二里头遗址保护的巨大隐患；遗址区分布着二里头、四角楼、圪垱头等村庄，村民住房压占遗址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占到遗址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盗墓、盗掘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对遗址保护构成威胁。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遗址保护也成为重点工作。

1988年，二里头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于二里头遗址的重要价值，偃师市人民政府于1994年、2002年分别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二里头文化遗址、汉魏故城遗址和尸乡沟商城保护的通知》和《关于切实保护二里头遗址的紧急通知》。2009年，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尸乡沟商城遗址保护条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和偃师市文物局分别承担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研究及日常管理工作，两者相互配合，在二里头研究和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示二里头遗址，李克强总理亲自指示建立二里头遗址博物馆，2016年，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成为国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也随之同步建设。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建设，2019年10月19日，位于河南省洛阳偃师市翟镇镇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博物馆位于二里头遗址区域南300米处，总占地面积约246亩，总建筑面积为31781平方米，包括公共区域、业务区域、行政区域及早期中国研究中心四个部分。建筑设计以“华夏之源、最早中国”为基本理念，充分吸收、借鉴了二里头文化元素。从空中俯瞰，博物馆就像一条盘旋的巨龙，整个“盘龙”造型展示了二里头遗址在早期中国王朝的独特地位。屋顶平面恰似一把“钥匙”，象征着二里头遗址是打开早期中华文明的一把关键钥匙。博物馆底部采用手工夯土技术，整个建筑如同一座“破土”而出的宫殿，寓意“最早中国”的诞生。室外广场设计以“农业文明的国家”为主题，以大面积草坪为主，结合起伏的地形，运用适量的灌木、乔木和模仿麦浪效果的芒草，以及路面铺设的凹凸不平的小砖和青砖，呈现出像稻田、麦田一样的“井字格”田垄效果，象征华夏的农耕文明。

二里头遗址公园在原1号宫殿、2号宫殿遗址区上分别做了宫殿建筑的复原展示，绿松石作坊区、铸铜作坊区也都进行了适当的保护与展示，遗址南侧紧邻博物馆处做了洛河故道的景观复原，遗址区根据考古发现还建设了一条井字形道路。这些展示方式给游客以更加形象、直观的感受。遗址公园的后续展示与保护正在分期分批有序进行。对遗址和出土文物进行保护与展示，可以让公众深刻领悟二里头遗址的重大价值和文化内涵，更好地认知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2020年2月28日，河南省文物局明确将在今年推进二里头申遗的前期工作，洛阳市文物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等单位开展合作，收集筛选相关基础考古材料、二里头地形图及测绘图等资料，为编制申遗文本奠定基础，争取早日将其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进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

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二里头遗址发掘仍在继续，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中华文明之光又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文章转载自《中华瑰宝》2020年5月号 总第42期